[编者按]2025年即将过去，短短一年间，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变化。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加速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不断涌现出的媒介形式争先恐后地抢夺着我们的注意力，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已经开始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数码时代改变了我们的语言，甚至能操控情感……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本栏目在过去一年间刊发的稿件进行了回顾，尝试将反复出现的现象串连起来，从中梳理出了2025年的八个年度话题。在这次并不完备的翻检当中，我们希望短暂地跳出技术设定的视角，去反思我们与真实的世界的互动：去观察人们与动物、植物与食物的关系，去理解气候如何搅动社会，去感受世界主义的退潮，去体会爱、死亡与生命的可能性。当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嘈杂融易富配资，我们越要去倾听潜流正在向何方涌动。
气候行动迫在眉睫。2025年澎湃思想市场对气候与环境话题的关注侧重于应对。在宏观领域，有解构主流的“能源转型”神话、有从全球地缘视角提出的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南方路径；在政治与社会实践领域，有探讨超越个人主义的集体规划和农业领域的抗争史；在微观领域，考察了生态危机如何重塑我们的城市空间、文学视野以及人类的心理韧性。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与世界观来面对危机？澎湃思想周报3月刊登的“能源转型批判”一文中，法国环境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弗莱索在其新著《越来越多：能源的无度消费史》中，对“能源转型”这一主流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谱系研究。弗莱索反驳了不同能源形式（如木材、煤炭、石油）在历史上相互替代的传统叙事，提出能源史实际上是“共生”和“累加”的过程。数据显示，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消耗如此多的木材和煤炭，现代技术（如汽车）背后实际上依赖着旧能源的巨大消耗。
弗莱索进一步揭示，“能源转型”一词源于20世纪美国的原子能马尔萨斯主义和石油峰值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被化石燃料工业和资本利用的意识形态工具，旨在推行“观望”策略，为气候行动的拖延寻找技术借口（如诺德豪斯模型）。他认为，面对气候危机，不存在平稳的转型，而需要进行激进的“截除”，即在短期内彻底消除化石燃料。但他同时指出，这面临着巨大的社会物质限制，未来的关键在于通过政治辩论区分哪些碳排放具有真正的社会效用，而非寄希望于虚幻的技术乌托邦。
在破除西方技术转型的迷思后，刘健芝的文章将目光投向了全球南方。背景是2025年8月举办的第12届南南国际学术会议，主题为“绿色与可持续”。文章在气候崩塌和极端天气频发的严峻背景下，批判了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现代化盲目追求，呼吁全球南方国家拒绝美欧霸权，另辟蹊径，构建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回顾了“南南论坛”与“全球大学”的缘起，深情缅怀了萨米尔·阿明、弗朗索瓦·浩达、沃勒斯坦等创始成员。这些思想家长期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去依附”理论和“抵抗的全球化”。文章强调，“亚非拉”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抵抗资本主义同质化、尊重多样性与在地经验的象征。通过E7（新兴七国）研究等学术实践，论坛致力于总结南方国家的独立发展经验，推动“3S”原则（资源主权、社会团结、人类安全）。文章最后呼吁继承前辈精神融易富配资，在绝望中行动，通过南南合作与知识生产，探索超越资本主义危机的另类出路。
从理论转向实践，如何组织社会与生产？具体的执行策略显得尤为重要。4月的澎湃思想周报评述了两篇关于欧洲生态议题的文章，共同指向了对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气候对策的批判。第一部分评论了《如何转向：生态规划的原则》一书，作者杜兰德和库彻扬批评当前西方的绿色工业政策（如碳中和承诺）过于依赖私营部门，无法实现实质转型。他们提出了“生态规划”替代方案，主张用实物计算取代货币衡量，建立基于需求治理的直接民主机制，并通过“后增长委员会”来激活规划预算，强调转型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技术工具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鲁伯特·里德关于“混乱世”（Chaoscene）的观点。里德认为，鉴于1.5℃温控目标已不可行，重点应从抽象的“减碳”转向具体的“适应”。他主张建立有弹性的社区，通过“变革性适应”和克鲁泡特金式的“互助”来抵御气候灾难。两篇文章均认为，面对生态危机，必须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转向社区与集体主义，对市场施加约束。
作为集体行动的具体案例，农业是生态转型的最前线。3月的澎湃思想周报介绍了让-菲利普·马丁的著作《生态农民》一书，该书追溯了自1960年代以来法国生态农业运动的复杂历程。书中梳理了该运动的两大起源：一是受人智学影响、强调健康与自然但政治光谱复杂的“有机农业运动”；二是源于法国西部工会传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人-农民运动”，后者强调反对农工业综合体的剥削，追求农业的经济自主性。这两股力量在1980年代后期逐渐合流，形成了“农民联盟”，将“农民”身份政治化，以对抗主流的工业化农业模式。
文章指出，生态农业在发展中不断面临挑战，从疯牛病危机到转基因争议，再到如今因为肉食消费减少和狼群回归引发的“城乡对立”与内部张力。尽管生态农民试图通过农业生态学弥合分歧，但资金压力和土地继承问题依然严峻。评论者卡拉姆进一步补充认为，生态农民的未来不在于封闭的“自我成就”，而在于与城市社会建立新的互惠契约，共同推动农业与社会的双重转型。
除了农业生产，城市空间也在经历深刻的生态与社会重构。《龙凤公园的死与生：一座东北油城的微观绿化史》以资源型城市大庆的龙凤公园为切口，利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分析了城市绿色转型中的微观社会命运。文章将公园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办社会”时期，石油企业主导建设了规范化的游憩空间；第二阶段是政企分离后的“治理真空期”，企业退出而政府未及时接管，导致设施衰败，杂草、霉菌等“非人行动者”重写了空间规则。第三阶段是疫情后的“数字化复兴”。社交媒体算法挖掘并放大了公园的废墟美学，将其包装为“中式梦核”，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打卡。线上的怀旧叙事与线下的物质衰败相互交织，使公园在没有官方规划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平台算法、离乡用户和年轻探险者的互动完成了意义重构。案例表明，绿色转型不仅是宏大的政策工程，更是社会文化层面的空间治理，需要正视非人行动者（如算法、植被等）的能动性。
物质空间的变迁也伴随着文化视角的转变。北京师范大学张莉教授在“她的宇宙”系列讲座中，探讨了“新女性写作”的可能性。她主张打破女性写作仅局限于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的刻板印象，呼吁女性作家的天地应像男性一样广阔，涵盖大自然与宇宙。讲座通过四位作家的案例展开：萧红在《生死场》中寄托的野性自由；乔叶在《宝水》中展现的乡村经济智慧；李娟在《我的阿勒泰》中建立的有温度的自然世界；以及杜梨在《我在颐和园为人民服务》中的去人类中心视角。
张莉借用伍尔夫关于“莎士比亚的妹妹”的论述，强调新女性写作应建立新的语法和价值观，不仅要观察人与人的关系，更要观察人与真实世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书写大自然即是重新拥有大自然，这是女性治愈自我与艺术创造的重要力量。
最后，所有的宏观变迁与文化反思最终都投射于个体心理之上。随着极端天气频发，一种被称为“气候焦虑”的新型心理危机正在全球蔓延。11月澎湃思想周报刊发的“气候焦虑时代”一文指出，气候焦虑不同于普通焦虑，它激活的是大脑中处理高级认知和韧性的区域，反映了人们对环境长期威胁的自然反应。研究显示，绝大多数青少年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媒体曝光使得创伤感得以广泛传播，这对儿童的神经发育及学习能力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这一危机，专家建议采取多层次的应对策略。在个人层面，打破孤立、建立社会联系最为关键；在行动层面融易富配资，将焦虑转化为具体的环保行动（如参与集体活动）能培养建设性希望。更重要的是系统性支持：学校应纳入气候情感教育，政策制定者需将心理健康支持整合进气候适应计划中。只有将个人心理韧性建设与社会系统性变革相结合，才能有效应对气候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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