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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译者：邱丹丹
版本：浦睿文化｜岳麓书社2025年11月
面对困扰我们的种种弊病，我们怎能不追思19世纪一个鲜为人知的文学思潮？它既针砭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又质疑精英的保守主义。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似乎被撕裂成两个阵营：一方是商人和企业家，他们埋头工作、积敛财富，服膺于理性计算的冷酷逻辑；另一方是反抗者，他们分裂为波希米亚式的放荡不羁者与反对资本主义新秩序的革命者。他们唾弃庸俗的资产阶级及其压迫性的社会规范。在政治领域，无政府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抗议声此起彼伏，而在美学领域，艺术家与年轻画家的叛逆之言不绝于耳。
然而，在这场对峙中，一个屈指可数的第三阵营悄然浮现——生活的逃逸者。他们既不反抗，也不工作。他们拒绝自己的时代，选择对存在发起罢工，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这一立场。即便浪漫主义自1830年起逐渐左倾，试图洗刷其被指责为资本主义遮羞布的恶名，这些逃逸者依旧无意加入任何阵营。他们既拒绝资产阶级，也拒绝反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躺平的人生与夭折的人生共享同一条轨迹。这群革命风暴中的逆子不愿为未来播撒种子，而是希望未来成为一片贫瘠的荒原。他们既不创立学说，也不追随学派，而是将这条思想暗线潜藏在过去两百年的诸多作品之中——从德·梅斯特到佩雷克，以及其间闪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贝克特和卡夫卡（尽管这些作家并不完全符合这一思潮）。他们唯一的激情是扼杀激情，唯一的欲望是压抑欲望。即便是普遍存在的中产阶级平庸，在他们眼中仍显得过于喧嚣躁动。这些平民渴望的是一种绝对的宁静。无须宣言、不用纲领，仅凭一股冷却一切的意志，便足以成为治愈现代世界癫狂的最佳解毒剂。这些平庸的追随者信奉无为的真理，推崇静止的伟大，执着于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Houellebecq）口中“低空飞行的存在”（l’existenceabassealtitude）。
在法国文学中，最先赞颂室内生活的作家，非泽维尔·德·梅斯特莫属。1795年，他写下了《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Voyageautourdemachambre）。这是一部与以往那些描写冒险远行与英雄征服的叙事背道而驰的作品。德·梅斯特因与一名皮埃蒙特军官决斗而被软禁于都灵，正是在这段幽禁时光中，他创作了本书。德·梅斯特堪称“反卢梭”式的人物：卢梭是永不停歇、不知疲倦的云游者，曾徒步穿越过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而德·梅斯特则被法庭判罚，被迫在一间仅有一名仆从的豪华房间中度过漫长的禁足期。作者用42章细致地描述了这间房间的种种魅力所在：从睡榻到衣柜，从爱犬罗西娜到仆人乔内蒂，从书籍林立的书架到墙上精致的铜版画。这间房间，最终成了书中的真正主角，它不仅是作者沉思的空间，更是激发灵感与遐想的精神舞台。维克多·雨果在《一个死囚的末日》（Dernierjourd’uncondamneamort）中便借鉴了这一叙述手法。这场“静止之旅”是对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创伤的一种回应。正如薄伽丘的《十日谈》（Décaméron）中的那群青年男女，为逃离1348年肆虐佛罗伦萨的黑死病选择隐居乡间。德·梅斯特同样讴歌了这种能够保护人们免受世间丑恶的避世状态。深陷幽禁之中的他意识到，即便生活再困苦金牛网，只要有一个小小的避难所，人们仍能凭借阅读、遐想与梦境，摆脱痛苦，超越苦难，而不会因此感到屈辱或低人一等。
原地旅行有其独特的优势，无须花费分毫，不必承担风险，穷人可享，胆怯者适宜，懒惰者尤爱。“起来吧，怠惰之民！”来场无须远游的旅行吧！这种“室内想象力”引导人们从床榻到单人沙发，再从单人沙发到玄关，强调的不是直线前行的高效，而是曲径通幽的自在。这种体验看似单调却不乏妙趣。“温暖的炉火、几本书、几支笔，便足以抵御无聊。而当我们放下书和笔，专注于拨弄炉火，任思绪翩跹，沉浸于温柔的冥想，或随性编撰几句诗行来取悦友人时，那更是无尽的愉悦！时光便在这样的静谧中悄然滑落，无声地坠入永恒，而我们却丝毫不曾察觉其悲伤的流逝。”在温暖舒适的床榻上，作者展开翩然想象，踏上一场通往最奇幻世界的精神之旅。阅读德·梅斯特的作品时，仿佛在翻阅2020年那一年中层出不穷的“隔离日记”。房间成了无数潜在旅行的起点—尽管这些旅行从未真正发生过。德·梅斯特为仆人与爱犬的忠诚潸然泪下；当他凝视那位优雅的公爵夫人肖像时，灵魂便能“瞬间跨越千万里的距离”。他与著名学者及古希腊哲人（如柏拉图）展开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这部作品看似自嘲幽默，叙述中亦不时自我解构，然而，这场旅行却在无声中催生了人造的狂喜和虚妄的惊叹，在对封闭生活颂扬的背后，潜藏着对逃离的深切怀念。德·梅斯特以轻盈笔触掩饰内心的苦涩，并从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Voyagesentimental）中汲取灵感，由此开启了长达两个世纪的自我探索的文学潮流。这部充满讽刺与智慧的作品，后来被无数次模仿，甚至在1798年还出现了一部名为《我口袋中的旅行》（Unvoyagedansmapoche）的作品。
如今，面对历史洪流的剧烈动荡，人们越发倾向于退守到那些每寸土地都尽在掌控的小空间里。那些被世界吓得魂飞魄散之人，常幻想自己是孤岩上的修行者，或是奢华安逸的现代隐士。正如泽维尔·德·梅斯特所言，房间“这片令人陶醉的国度，蕴藏着世间所有的美好与财富”。这种室内想象与对牢狱的想象何其相似，尽管两者的处境天差地别。众所周知，许多前囚犯终生都携带着牢狱的烙印。即便获释后，他们仍会本能地重构那片狭小的空间，因为监狱早已渗透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影随形，紧附于肌肤之上。有些人甚至会美化这段经历，视其为某种意义上的“伊甸园”。让·热内便具备这样的天赋。那些他在监狱中结识的恶棍和罪犯，在他的笔下，摇身一变，化身为王子、贵族与才华横溢的诗人。男娼女盗在他的文字中，皆被赋予了尊贵与优雅，他们的言谈举止仿佛弗朗索瓦·维庸或克莱芙王妃再世。
此外，文学中还存在一个独特的“疗养院文学”传统，而其最高成就，莫过于托马斯·曼的《魔山》（LaMontagnemagique）。这部小说讲述了饱受挫折的爱情、躺椅上的激烈交锋，以及对山下那个即将滑向战争深渊的世界的冷峻谴责（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疗养院仿佛是一座蜂巢，社交在这里极为微妙而复杂，交往的尺度取决于肺部的健康状况与咳嗽的剧烈程度。在这个特殊的社交空间里，病人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终将被悄然送走的高贵病人；另一类则是顽强抵抗病魔并幸存下来的见证者。
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常常沉溺于日常琐事所带来的诡异而扭曲的快感，那种感觉，仿佛陷入沙漠流沙——缓慢下沉，难以抗拒。面对“如何不去生活”这一奥秘，不同时代、不同敏感度的人都曾给出过各自独特而微妙的答案。在众多回应中，瑞士作家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耶尔（HenriFrédéricAmiel）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一“叙事性贫乏”命运的本质。这位日内瓦大学的美学与文学教授，耗尽毕生心力，写下了长达17000多页的岁月长篇。在这部日记中，阿米耶尔以一种近乎强迫症般的细致执着，记录了那些微不足道、稍纵即逝的日常片段。每天的特征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几乎什么都未曾发生，唯一的区别通常只在于天气的变化。日复一日的魅力，恰恰隐藏在昨日与今日、今日与明日之间那微乎其微的差异之中——一种纯粹名义上的区别。万物在无尽轮回中不断重复，但每一次，都会带着细微却无法忽视的不同，使得每一天都显得独一无二。除了三餐这类生物性的规律活动能暂时打破时光的单调外，阿米耶尔写作的真正目的正是捕捉那些昙花一现的细节。
阿米耶尔是个复杂而多面的人：作为知名学者与日内瓦大学文学教授，他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过着一段隐秘而孤独的平行人生——一段由幻想织就的梦境人生。在这条“梦中之路”上，他沉浸于对未曾写就的书籍的构想、对未能娶到的伴侣的想象（他的情感生活极为贫乏），以及对从未启程的旅行的憧憬。作为一个执拗的优柔寡断者，他被“可能性的无限变幻”所吞噬，最终选择退居人生的幕后。那部细致入微的日记，成为赋予其人生意义的唯一舞台。世上并不缺少日记作者，但唯有阿米耶尔以惊人的执着持续书写着这份平淡之美，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平庸之王”。
比起那位曾是伟大的战士与旅行者的德·梅斯特，阿米耶尔将对平凡的推崇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看来，“微不足道”并非指乏味或琐碎，而是指尚未被赋予意义的事物。这是一种对细节的探索，一种以“微小之物”构建叙事的自觉选择。他的日记犹如一座纸上圣殿，供奉着一位将在自传体虚构文学中大放异彩的新神明——“微小之物”。他悉心描摹这些微不足道的片段，将它们精心演绎：心情的细微波动、琐碎的日常逸事、突如其来的头痛和消化不良、呼吸时的轻微不畅、莱芒湖上光影变幻时的恍惚眩晕，以及那些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微小伤痛——这一切看似平凡无奇，却共同构成了生命中那被忽视的日常散文。最终，这些点滴日常交织汇聚，凝结为一场静默而深邃的生活冒险。
阿米耶尔痴迷于制订时间表，试图将未来囚禁在日历的牢笼中。他发现，要想填满时间，绝非易事。若无法真正做到，至少可以尝试精确地规划它，细化到每一分钟。他曾写道：“我整整连续花了八个小时，才制订出这个冬天的时间表。”这并不仅仅是一场为了逃避生活而精心策划未来的诡计，更是一种试图借助对未来的掌控感来逃避当下的策略。只要将时间以刚性的规划锢入僵化的日程表中，人便不再是茫然无依的过客，而是一个在未来某个时刻被期待、被认可的存在，一个能够逃避突如其来的变数之人。放眼当今文坛，阿米耶尔最杰出的精神继承者，当数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他那长达4000页的自传体巨著《我的奋斗》（MinKamp）以极致现实主义的手法，细致入微地记录了生活的点滴，并因此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当代文化的深层偏好：人们越发倾向于追求真实，而非沉溺于虚构。
再看梅尔维尔笔下的巴托比（Bartleby），那位曾经勤奋尽职的抄写员，最终却化作一只忧郁的滨螺。这位抄写员是19世纪文学中，最伟大的“消极英雄”之一，承袭了中世纪修士的衣钵。当他试图反抗命运时，就如同布瓦尔与佩库歇曾狂热地想要汇编那个时代的全部知识，最终只是疲惫不堪地回归了抄写员的本职工作。巴托比曾在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用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拒绝宣言：“我宁愿不做”（Iwouldprefernotto），拒绝了上司的要求。这句奇特的否定式肯定曾令数代哲学家与文学家为之困惑：这位终日面对白墙的抄写员，最终以身死囹圄收场。他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小巨人”。
这是一个苍白无血色的角色，他不同于布瓦尔与佩库歇——两人曾被贪欲般的求知冲动驱使——巴托比只是一个被分派到一张简陋的书桌前，从事简单事务的职员。巴托比的故事便是对“消极抵抗”的最真实写照：他以那种消极而固执的姿态、阴郁冷漠的傲慢将上司和同事彻底拖入了深深的疲惫与困惑之中，直至故事落幕，他依旧固守着那份平庸的古怪。这位抄写员之前曾在华盛顿的废信局工作，负责复制那些无处投递的信件，他复制生活，却从未真正体验生活。正如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所言：“他咀嚼的，是已经写就的文字。”然而，这份机械的抄写终究令他陷入厌倦与麻木，他停下了手中的笔，赖在老板的办公室内拒绝离去，直至被驱逐。核对、誊写、传递——这份单调乏味的工作，曾是修道院中修士们的职责，在幽暗的书室中，他们将成千上万的希腊与拉丁文本，从遗忘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巴托比正是柏拉图洞穴与修士牢房的交汇点：在那栋19世纪灰暗的写字楼里，没有光影变幻，只有沉闷的尘埃；若生于今日，他或许会是某栋不知名的写字楼中，在开放空间或灵活工位上工作的程序员。
巴托比以“苍白、呆滞、机械”的神情进行抄录工作。而每当上司或同事提出请求时，他便会以那句令所有人崩溃的话来回答：“我宁愿不做。”这份沉默，在办公室中引发了无数猜测与愤怒。渐渐地，这个让-路易·博里（Jean-LouisBory）口中的“灵魂罢工者”放弃了一切工作，被逐出办公室，最终死于监狱的冰冷牢房。宁愿不做：这既是拒绝接受，也是否定拒绝；是一种选择“否定”，却未彻底切断与肯定的关联。这句话，是对所有其他话语的否定。最终，巴托比迎来了生命的永恒沉默。梅尔维尔并不仅仅是这部被雅克·德里达称为“庞大的小书”的作者，他更是那部描绘“流动的巨兽”白鲸莫比·迪克的《白鲸记》（MobyDick）的创作者。如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一般，梅尔维尔在无限宏大与无限微小中发现了新大陆。而借助巴托比，他探寻了“微观的极致”，那种哪怕在苍白无力中也能展现出的强烈张力。
原文作者/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金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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